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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0期的《语文学习》上有两篇语文老师读书的文章，《一篇课文就是一个宇宙》由宁波一位特级教师因没有读完房龙的《宽容》而不敢贸然去上《<宽容>序言》一课，引发了作者不但要重视“教材文本”，更要重视“背景文本”的感慨，从而强调语文老师读书的重要。《命运读书》一文则从敬重老师的厨师父亲“对‘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的‘中和调协’之理、口味之道，颇有心得”中，得出语文老师应“把购书读书当作首务，把藏书用书当作要务”的结论。读完以后颇有同感。
我在《解读文本，从教师开始》一文中曾对当前语文老师解读文本不到位、甚至错解文本的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深切地感受到由于社会的浮躁造成许多语文教师没有时间读书、部分语文不肯读书的怪现象。作为一名语文特级教师，给学生上一堂课，那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却因为没有读完整本的书而不敢轻易去上这本书的一篇序言，这是何等认真的态度。房龙的《<宽容>序言》我也上过，采用的是让学生写续文的方法，自认为对文本的把握很是到位了。但我没有像女士们特级教师那样去读《宽容》原作，因此只能算是走进“教材文本”，最多也就停留在对文本的表层理解的层面上，做到“不出错”而已，至于作者为何要提“宽容”恐怕只能是自己的诠释了吧。由此看来，读书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还要让学生明白的语文教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万万不行的。
当然，要让教师凡是教一篇文本就去读一些相关的书，那是不可能的。但语文老师要读书、多读书，那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常常看到许多语文老师备课只会依赖参考书，常被参考书牵着鼻子走，哪怕是参考书讲错了他也深信不疑，还常拿着参考书上的内容与指出他文本理解错误的人争辩。我们且不说参考书上所说的只是一家之言，它明白告诉你是给你作“参考”的，就从教师培养学生应该具有质疑精神的角度来说，都是就首先不应该迷信他人，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那么教师的独到见解从哪里而来？只有从多读书，多充实自己的头脑中去获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肚里有了货，就不怕挑战。有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就能透过表象看到实质。语文这东西，不同于数学、物理等理科，很难有“1+1=2”的直接结论，许多地方是需要去品的、去悟的；没有一定的积累是品不出来、悟不出来的。古代学写诗，不会有整套的写诗方法来教你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读，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读得多了，量变引起了质变，许多以前不明白的地方一下子就领悟了，读书的敏感性就强了，对文本的理解就容易到位了。
这还牵涉到有关“预设”与“生成”的问题。有的教师“预设”还可以做到，但“生成”就不住。这是因为“预设”时可以借助相关的工具书和参考书，“生成”则是在教学中“冒”出来的，无法再去找工具书和参考书，于是不是浪费了许多很好的生成资源，就是被“生成”牵着鼻子走，开了无轨电车，造成预设的教学任务不能完成。如果教师读书很多，又善于积累，又肯积极思考，胸中自有“成竹”，一定会敏感地捕捉有效的生成资源而排斥非有效资源，从而积极地引导学生利用有效资源而避去非有效资源，提高课堂效益。
再次提倡语文老师(不只局限于语文老师)要多读书，读书就让你增长知识，读书能让你教学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读书更能让你具有气质，更有口位。
前日看《东方网》，有一篇博客是写作者给女儿起名字的事，这倒勾起我为小辈们起名字的一些往事。
最早给小辈起名是在1976年底，那时我回上海探亲，二姐怀孕已近临盆，于是取名的事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已知是个女孩，二姐心里有个想法：要在即将出生的女儿名字里保留一点自己的印记，把自己的姓巧妙地放进去，“含”上我家的姓。只是找不到合适的字。正好我回来了，而且我那时还在读中文，是家里的“秀才”，这个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了我身上。这是我第一次给人起名字，也没什么经验，就顺着二姐的思路到字典上去找答案，没想还真找到了：箐，竹林也。这不有个“林”字吗？含箐，含箐，就这样把我们家的姓巧妙地“含”进去了。这个名字很快获得姐姐和姐夫的认同，一叫就叫了三十多年。前些日子我给已经结婚的外甥女写了个条幅，就将她的名字嵌在里面：“鲲鹏展翅，箐竹傲雪”，既表达了对她们的祝福，也有点破其名字含义，有点希望的意思。
第一次起名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而且二姐当初的想法也打开了我为人起名的思路。1981年，我好友添丁了，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高兴之余便想到要为儿子起名，就找到了我。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正想再展身手的我自然不肯放过“显摆”的机会，二话没说就接过了“任务”。好友是宁波舟山人，他的妻子姓周，他们每年回家探亲除了要坐火车，还要到宁波坐船，才可到达家中。一番琢磨，取单名一个“舫”。舫，乃“船”也；舫，以“舟”为偏旁，音与“周”同。如此一解说，好友兴高采烈地走了，他妻子也十分认可；告诉双方父母，没有一个认为不好。名字就这样取好了。今年夏天我参加知青重返第二故乡活动到了齐齐哈尔，去了好友家，相聚时好友夫妇再次说到了他们儿子的名字，说别人一了解这名字的含义，没有一个不夸奖创意之妙的。这自然又一次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1982年，我也快有自己的孩子了，那时我还在齐齐哈尔工作，妻子来信说应该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了。给别人孩子起名字倒是下了不少功夫，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当然不能含糊，却不料恰恰是自己的孩子是最随意的。那时盛行起单名，我想就简单些吧，只要能叫响就行。我姓“林”，如果是男孩就叫“林霖”，那“雨”是表明他将在我们的甘霖滋润下茁壮成长；如果是女孩，就叫“林琳”，那“王”(应该是“玉”)表明她是我们的心肝宝贝，而且妻子的名字里也有这个偏旁，也要给她留个印记呀! 更重要的是叫得响，好记又好写，四根木头加个“王”。后来真的是个女孩，这“木”、“木”、“王”、“木”、“木”就一直跟着她工作、嫁人。正因为比较随意，这个名字也比较“俗”些，同名同姓的还真不少，女儿也常怪我。这真是“大公无私”了!
后来又给更小的小辈起名了，妻子的侄外孙女是早晨生的，就叫“辰”；侄媳妇姓“冉”，他们的孩子就叫“菁苒”，既保留了姓，又显示了勃勃的生机；妻子的嫂子是南京人，当初女儿出生时想在名字中留点标记的，结果没有如愿，前不久添外孙女了，就叫“伊宁”吧，补上这曾经的遗憾。
这样算来，给小辈起名也有六七个了，不能说个个都妙不可言，但也个个有说法，个个有内含。
每天晚上散步经过小铁路，总感到很别扭，倒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如何，而是那个理发店的名字－－小毛發屋。
我国自解放后为了大众书写与阅读的方便，推行了简化字。简化字的实行对人民的文化生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必定会在说明书中附入中文简化字的说明。反观我们国内，许多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以用繁体字为荣，好像用了繁体字就可以身份百倍，充个文化人当当。这且不去说，但既然用了，那就应该用准确了；用不准确便会将身后的那条尾巴给露了出来，更显得没有文化了。“小毛發屋”当是一例。“發”是本有简化字的，那便是“发”，“发现”也好，“头发”也好，都是用的这个“发”，用它是不会闹笑话的。不知是发屋的主人追求时髦，还是广告公司的人无知，偏偏用了繁体字“發”，拼了命地要闹笑话。
所谓简化字，其简化的除了笔划外，还有两个内容：一是简化异体字，比如“槟”是由“檳”和“梹”二字简化而来，既简化笔划了，也减少了字数，人们就不必去记那么多的同义异体字了；二是将读音或意义相近但笔划繁琐的字简化成一个字，比如“发”就是由“發”和“髮”两个意义不同而读音相近的字简化而成的。对于这第二种简化字，在使用它的繁体字时就必须注意它的繁体字的意义，否则就会闹笑话的。
那么“發”和“髮”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呢？中国的汉字是象形的，后来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指示（如“本”，在“木”的根部加一横，表示它指树根）、会意（如“休”，一“人”靠在“木”上作休息状）和形声（如“村”，由形“木”和声“寸”组成），其中形声字是大量的，它的“形部”为表意（有许多文字在长期的流传中，“形”的表意已经淡化了）的。从“發”和“髮”来看，“發”字的“弓”为字的形部，表示此字与弓是有关的：“引而不发，跃如也”，说的就是拉开了弓没有发射，呈现出“跃跃欲试”的状态。这里的“发”就是“发射”的意思，繁体字就用“發”而不能用“髮”。而“髮”的形部是上面的部分，在字典上属于这一形部的字都与毛发有关，比如“髡”是指“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罚”，“髦”义为“古代称幼儿垂在前额的短头发”，“髯”则“泛指胡子”，“髻”是“在头顶或脑后盘成各种形状的头发”，“鬓”即“鬓角”，在两耳之处的头发也。由此可见，“发屋”的“发”的繁体只能用“髮”而不能用“發”。再者。这两个字的读音是不相同的：“發”读“fā”（如“發射”、“發动”），“髮”则读“fà”（如“头髮”、“千钧一髮”）。
综上所说，“發屋”是万万不行的，因为它会让人误解为“發财”的屋，遭来别人的觊觎的。
新学期开学已近一个月了，暑假里常州市教研工作会议上市教研室朱志平主任的一句总在我脑海里出现：“教育是个追求慢的过程。”这是一个真理，却又是为许多人，尤其是许多手中有些权的人忽略的真理。或者说，那些人是明知这是个真理，但为了某些利益，就只好将它搁置一边了。
俗语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人们往往只记住了这句俗语的一重意思，即做事要从长远打算，要打好基础，比如人们常把它与“百年大计”放到一起来理解的。这固然没有错。培养人的工程就是个百年大计，要有长远考虑，不难只顾眼前利益。我们有些领导者往往就只注重教育的短期效应，把它当作自己短短的任期必须做出的“政绩”来思考。于是不顾教育规律，不管教育效果，把高考、中考的任期内成绩作为来拼命地抓。江苏教育界就流传着一句“名言”，叫“揪(这里念作qiū)、死揪、拼命揪、往死里揪”。据说这是什么“县中模式”，即苏北县里中学普遍采用的方式，前些年南京因为高考成绩不如其他城市，还专门就“县中模式”好还是“城市模式”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听说还有某著名教授为“县中模式”大唱赞歌。每年高考一结束，一些城市还要召开“高考发布会”。这种发布会往往是许多校长的“受难日”，因为一旦自己学校考得不好，哪怕是只比兄弟学校落后零点几个百分点，那也是十分难堪的事，即使领导不直接批评，只要数字在那里摆着，就足可以使人抬不起头来。有的地方做得更绝，如果那个校长今年的高考成绩不如领导心意，那你等着挪位子吧！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校长敢不“揪、死揪、拼命揪、往死里揪”？至于那些比别人高出百分之零点几的校长自然是沾沾自喜，说话的声音也要比别人的高出几个分贝。殊不知这高出的零点几个百分比中牺牲了多少老师学生的身体与精神。真真的“一将成名百骨枯”啊！
但我认为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俗语中蕴含的另一层意思没有很好理解：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是，需要一个“百年”的长期过程。我们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人的培养上就是要突出培养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清代著名学者、诗人赵翼有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个时代都应有统领“风骚”的才人，那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就没有了诸如鲁迅这样的领军人物，没有了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除了某政治原因外，我们教育中的违背教育规律的短期行为客观地阻止了优秀人才的涌现。就从“揪、死揪、拼命揪、往死里揪”这一口号看，现在的“教育”重视的是把人的“油”尽可能的榨干。只要把学生“揪”进了本科线，“揪”上了“进线率”，“揪”进了大学门，就大功告成，脸上有光，就可以傲视群雄，致于这学生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否成为国家有用人才便与我无关了。前些年发生在高等学府的锤杀同学、硫酸泼狗熊事件正是这种教育结果的最好讽刺。
教育就是教育，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教育不能成为官员的政绩，它的发展周期与官员四年一任是不合拍的，它是一个“追求慢的过程”，不是修条马路，造个楼房那么立竿见影的。尊重教育的规律吧，让教育与“政绩”脱钩是当务之急。如果一定要把教育与“政绩”挂钩，那就请官员们在任期内多为教育投资吧！
周一吃过晚饭，和往常一样与夫人一起去散步。这些天市里为创文明城市，对城市的建筑墙面进行了全面的整修。马上国庆了，工程也进入了尾声，沿街整修的脚手架正在一一拆除。就是这么巧，那么多人行走，偏偏我一脚踏空，把左脚给崴了。这一崴，倒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正是铲地的大忙时节，我们天天天没亮就下地了。许是光线的关系，我一脚踩在垄沟的高低交接处，把左脚给崴了。可能是年轻吧，也没觉着怎么疼，跳着脚走了两步，随后慢慢放下崴了的左脚轻轻地走了起来，居然没事！真是大幸。再着就感到不对了：没走两步又崴了。原来这垄沟就是高低交错组合的，成垄处高，成沟处低，高高低低的，对于我这个已经崴了脚的人来说，只要一不注意就会再崴。于是就苦了我了，走走就会崴一下。奇怪的是，虽然崴了好多次，却从没有伤筋动了骨的，连肿都没肿，只是十分难受。那时人的觉悟还是很高的，都是年轻人，谁愿意在这“考验”的时候请假呀，轻伤不下火线啊！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夏锄的结束。
在那段时间里，哈尔滨知青常先辉、（由于他是个细高个，我们都了“仙鹤”）天津知青小任子和小伍子都很照顾我，使我顺利地度过了那段困难的日子，我们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惜这次“重返黑土地”的活动他们都没能去，错过了重逢叙旧的机会。尤其是“仙鹤”，听少武说他因一次意外成了植物人了，真真让人唏嘘不已。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去哈尔滨，去看看这位老战友。
还是回到脚上吧。那次崴脚的经过虽然顺利度过了，但以后我却发现崴脚成了我的习惯，遇到地面不平之处，只要稍不注意，我总是会把脚崴了的。不过只要跳两步就又平安无事了。可偏偏这一次不仅崴了，而且崴得很重的，脚踝处肿起一个大包。回到家拿了止痛膏一贴就倒在床上了。第二天坚持到学校，年轻教师们看到我这个样子，纷纷来给我出主意：有让我去买“冷巴”贴的，说是他有次打篮球崴了脚就用的它，很管用的；有让我去他处拿红花油的，说他刚用过，效果不错。夫人理疗处的经理还特意让夫人把最新的热敷工具拿来，给我治疗。我真的很感激，也照他们告诉的方法去做了，确实有效果：第三天伤处的紫血就发出来了，第四天起走路也得劲了。唉，每次崴脚总有那么多好人来帮助。有他们的关心，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由此，我深深地感到朋友是那么的重要，友情也就在这些不起眼的时候显现出来。其实谁都会遇到困难，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要伸出友谊之手。与人方便，必然会与己方便的。
神箭离弦入九霄，
一舟天际任逍遥。
星空览尽无穷景，
为有中华出天骄。
其一
带珠仙子意如何？袅袅婷婷夏日歌。
绿叶红花添溪韵，暗香轻散一池荷。
其二
玉立碧波风韵多，田田珠缀满塘河。
春色不与百花妒，独为夏闲献睦和。
当年圆月在边关，瑟瑟秋风思故园。
鸿雁不堪传愁绪，鲤鱼无力载艰难。
青春着意化红雨，华发遂心翻碧澜。
六市四方同庆贺，今朝千里共婵娟。
又是一度中秋日。年华虚度，在人生的旅途上已经跨过了六十个年头了。期间，中秋节也过了近六十个了。但中秋的印象在我脑海里却并不深刻，只知道中秋要吃月饼，要赏月。但我打小就不爱吃甜食，对腻腻的月饼豪不感兴趣；小时也不懂“月亮”这一意像有何作用，不明白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有什么妙处，更不明白杜甫“月是故乡明”的意蕴，当然也不会有现今歌中唱的“月亮走我也走”的体会，只知道月亮是个“跟屁虫”，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对中秋节有了切身体会是在四十年前的那个中秋时。那是我来到兵团以后的第一个节日，记得那年的中秋节是与国庆节联在一起的。早饭以后，我们都集中在大宿舍里，大家或躺在两排大大的炕上，或坐在炕沿上，只为收听有线广播中传来的天安门上加国庆大典的声音。九点刚过，庆典开始，随后就是“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有气无力的讲话。听完广播后好像还进行了讨论，“消化”讲话的精神。随后一人发了三个月饼，大大的，厚厚的。自８月１９日离开家，到此时也有一个多月了，刚来时的新鲜感早就没了，当初的激情也在消退，而离家时家里带来的食物也已吃光，想家是自然的了。拿就这大大厚厚的月饼，狠狠地咬了一口。虽然月饼硬得如同石头，远没有幼时家乡的好吃，但那时却像吃到了仙果一般，是那样的津津有味。那天晚上，独自一个来到宿舍外，看着夜空那一轮圆圆的明月，真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这才体会到确实“月是故乡明”！
一个多月后，父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来，心中的苦楚更无法倾述，还要向组织“汇报”，表明“划清界线”的态度。天气也渐渐寒冷起来，初到东北，缺少防寒的意识和能力，手上长满了冻疮，像小馒头似的；许多地方还裂了口子，有的还流出了水。到了农历十二月，便是我虚岁二十的生日了，这在家乡是十分重要的日子，表组特意从数千里外给我寄来了吃的。我的生日是农历１４，又是一个月将圆的时刻。吃着糖果，望着明月，心里却没有一点甜的感觉。唐代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现在想来那时真是有这样的感觉。只是到北大荒来是自己一腔热血的促动，全然没有听从家里的劝阻；更何况是男子汉，岂能遇到一点挫折就退缩呢？于是就是有千般苦万重难，打碎了牙也要往肚里咽！所以，家信从来都是只报喜不报忧的。记得就在那时还往家寄了平生第一钱的。
后来，几度月圆也几度月缺。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艰难，心情的苦闷，心灵的苦涩，都寄托于明月的光芒，自我化解了。１９７４年的１０月，又一个中秋节后，我离开兵团到齐齐哈尔上学了，两年后的月份，我从学校毕业走上了教师的岗位，记得在给去哈尔滨工作的同学写了一首《送友人》诗，里边就有“遥饮松花仲秋水，我托明月寄衷肠”的句子，表达我对学友的挂念。再后来我回到了江南，继续我的教书生涯，却时时牵挂着兵团的战友，学校的校友，但总是音讯全无。进入本世纪，人也接近花甲，本以为此生就将在这遗憾中度过了。却不料喜讯就在这近乎绝望中不断传来：先是中学时期的同学在上海聚会了，随后在齐齐哈尔上学的上海同学相聚了，再后来兵团的上海战友汇集到了“红土地”餐馆，最后有了今年夏天的京津沪哈齐双六市知青的返乡聚会。月缺总有月圆时，这北大荒的数年生活，让这中秋时节增添了许许多多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情感。
今天月又圆了，我坐在电脑前打下了如上的文字，以寄托此时的心情，纪念这个“天涯共此时”的时光，献给我亲爱的战友们和学友们，献给和我们有过同样经历的人们，也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我们这一代的心情。此时，耳边响起了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虽写的是春天，但其意境却如同我此时的心境：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 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指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戊子年仲秋于暮耕斋
电视剧《亮剑》很受观众的喜欢，中央电视台也顺应民心于近日在每天下午重播。因为喜欢，下班时也能赶上看上一集。那天看的是第五集，无意中发现了两外瑕疵。
1.燕京大学的“燕”应读第几声。
第五集讲晋绥军团长楚云飞到久已仰慕的李云龙团观摩，李云龙向楚云飞介绍自己的政委赵刚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大知识分子。此时演李云龙的李幼斌将“燕”念成平声“yān”。而接下来楚云飞在与赵刚的交谈中，两处说到“燕大”和“燕京”时，演员张光北均把“燕”字念成去声“yàn”。那么，燕京大学之“燕”到底应该念几声呢？《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注：燕 yān ①周朝国名，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②指河北北部。(1444页) yàn 有两个意项。一是“鸟类的一科”，比如“燕子”；另一项的意思均“同‘宴’”。燕京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4个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其校址就在现在的北京大学院内。由此可见，燕京大学的命名是与其在北京建 校有关，北京地处河北西北部，北靠燕山山脉，春秋时期曾属燕国管辖，辽时作为陪都，称作燕京。从上所述，燕京大学的“燕”应读作平声“yān”。
2.望风披“糜”？
政委赵刚讲到阎锡山的晋绥军遇到日军节节败退，用了一个成语：望风披靡。而字幕打出的是“望风披糜”。显然，这里“披糜”的“糜”是个错别字。《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新一版）“望风披靡”词条引司马相如《上林赋》“应风披靡，吐芳扬烈”，注“披靡”为“草木随风就倒伏的样子”，“比喻为强大势力所压倒，或为敌人气势所震慑，未触即溃”。（1118页）《现代汉语词典》(同上）“靡”①注为“顺风倒下：风靡／披靡”。（874页）而“糜”则有两个意项：①粥，②浪费。显然“糜”并不符合语境。另外，“糜”、“靡”两字读音也不相同，“糜”为阴平声，即俗称的第二声，“靡”为上声，即俗称的第三声。
以上两外都属于学识性的东西，作为中央电视台这样正规的公众传媒部门，不应出现这样的问题。
北京奥运会胜利闭幕，中超联赛重新开战。刚打了一轮，上海申花俱乐部就以主教练吴金贵“身体原因”而被解职。消息传开，球迷哗然，多种媒体纷纷报道。9月5日搜狐网上转载《京华时报》的一条新闻，新闻的标题实在让人摸不到头脑：“吴金贵下课惹怒上海球迷 斥其滚蛋可以比肩谢亚龙。”难道球迷认为吴金贵应该“滚蛋”，“可以比肩谢亚龙”？明明是因为吴金贵下课，上海球迷被申花俱乐部惹怒了呀，怎么可能要他滚蛋呢？
一看文章，原来是“球迷不断在BBC上要求朱俊滚蛋”。原本是球迷要俱乐部董事长朱俊“滚蛋”却变成了要吴金贵滚蛋，问题出在哪里呢？仔细分辨原来是题目中的“其”字惹的祸。
其，古汉语中常用作代词。作人称代词时有两个意象：一作定语，可译作“他的”，如“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汉书·疏广传》)；一常作主谓短语的主语，可译作“他”，如“行李往来，共其乏困”，(《烛之武退秦师》)。这两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也常见使用。由于是人称代词，其指代的内容必须要通过前后的语境来判定。如上面第一例，根据上文为为疏广作传而知指代的是“疏广(的)”，第二例依据上文“行李往来”可以判定是“行李(使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条新闻的语境：上句说“吴金贵下课惹怒上海球迷”，“斥”之主导者为“上海球迷”；斥谁，按承前所述，自然是“吴金贵”。于是新闻的标题就将本应表达的意思完全搞颠倒了：将球迷怒斥的朱俊变成了吴金贵。
近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正在播放历史剧《东方朔》。由于与奥运会在同一档期，也就没能完整的看。昨日正放第三十二集，说荆楚王之子刘杰在乾坤子的鼓动下，欲趁匈奴犯边京城空虚之际发动兵变，从而篡夺王位。后中了汉武帝与东方朔设下的“苦肉计”，阴谋败露，遭来灭族之祸。当时荆楚王之女刘男因东方朔的安排避祸于侠士景逵家中。刘男得知消息后，面对景逵之妻罗绮劝其宽心之言说道：“危巢之下岂有完卵！”笔者只知道古语有“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一说，并无剧中说法之印象。难道是笔者孤陋寡闻？于是急忙打开《辞海》查阅。
《辞海》“覆”字下有“覆巢无完卵”条目，曰：“比喻灭门之祸，无一得免。”意项来自于《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从上述内容看，此语是指巢已颠覆，巢中之卵当已掉地，怎会有完整的卵存在呢？当祸及满门时是不可能有人幸免的。此意与《东》剧的情景相吻合，应是剧中误将“覆”作“危”了。
那么，有无“危”与“卵”相关的词条呢？有。“危”字条下有“危如累卵”之目，语出《国策·秦策四》：“当是时，卫危如累卵。”《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秦王之国危于累卵，乃臣则安。”意谓“危险得像累垒的卵，形容形势极其危险。”“危”有“危险”意，《东》剧将“覆巢”写作“危巢”想必就是采用了此意：巢已危险了，卵岂能完整呢？其实巢即使“危险”了，但也终究没有倾覆；；巢尚未倾覆，卵自然还未到全部打碎之境地，当是有“完卵”的。危巢之下岂无完卵乎？
刘翔退赛了，就在他走上110米栏第一枪的跑道时。全场叹惜、悲伤！
我是急急忙忙吃完了午饭就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一幕。刘翔今天是第6组比赛，此前第5组比赛，第2道上的美国名次特拉梅尔因伤在跑过第三个栏时退出了比赛，我心中就想，刘翔也是第2道呀，可不要受到“传染”呀！不料事情就是这样凑巧。
刘翔出场时还是那样的活泼、调皮，第一次试跑后依然将衣服套在了头上。不料第二次试跑后脸上便露出了痛苦的神情，倒在跑道上使劲地捏着右脚，起身后又一瘸一拐地走向了起点。比赛开始了，刘翔走到了起跑线屈身把脚放上了起跑器，用手狠狠地拍了几下右脚，随着枪响跑出了起跑线。有人抢跑，运动员回起点，这时刘翔却离开了起点－－刘翔退赛了，脚伤使他不得不作出了最不愿意的选择。
我的第一反应是上网，因为早在比赛前关于刘翔脚伤的评论已经是铺天盖地：鼓励的有之，着急的有之，惋惜的有之，担心的有之，当然也少不了许多攻击者，甚至谩骂者。打开新浪网有关刘翔退赛的新闻，跟帖评论的有2000多人，但就是打不开评论页，再过一会儿，评论帖子全删了。急忙打开搜狐网，那里的帖子全在。我看到了许多惋惜、悲伤、鼓励的帖子，大家理智地认为人比比赛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养好脚伤，再战110米栏，为国争光。在大家的心目中刘翔仍然是英雄，是暂时折戟的英雄！但我仍然看到了一些不友好的帖子，他们好像就是要与我们的英雄过不去，不知是何种心理在作怪。
我悲哀地感到，我们的一些国人生来就有当年鲁迅所说的劣根性，就像阿Q那样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尤其看不得别人赚得比自己多。今年四川汶川地震时，刘翔因没有料到灾情有如此严重，就先捐了一些钱，有人就开口大骂刘翔。后来刘翔在了解了灾情后又捐了200万，有人又转而大骂姚明，大有不把人骂死绝不甘心的味道。鲁迅笔下的阿Q连王胡身上的虱子比自己而不高兴，于是先骂后动手，结果是败得一塌糊涂，但他重不吸取教训，用一句“儿子打爹”来满足心理的需要。现时的这些国人似乎更胜一层手也不用动了，开口骂骂就能满足心理需要了，而且是在互联网上，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我为刘翔可惜，更为刘翔勇敢地选择的赞赏、喝采。这是一种理念的进步，一种人性的回归，谁都可以为自己作出选择。我也为绝大多数网友的理解感到欣慰，这也是一种理念的进步，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我更为那些谩骂者感到悲哀，更为那谩骂背后的阴暗心理感到可耻。
记得伟人曾经说过：最后的胜利往往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昨天是北京奥运的中国日，中国军团狂揽八金，创造了开赛以来获得金牌最多的一天。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两块金牌：邱峻的50米步枪三姿和女子四人双桨决赛金牌。这两块金牌的获得正验证了伟人的名言，坚持就是胜利。
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再一次上演了雅典奥运会上不可意议的一幕，雅典奥运会上射失最后一枪的埃蒙斯在领先第二名3环多的情况下只打出了4.4环，拱手将即将到手的金牌让给的别人，而意外获得金牌的又是一位中国人。历史的巧合再次重现，人们不得不认为中国人的运气太好了。但人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那个列第二的人不是中国人呢？其实邱峻今天前边的发挥并不理想，是以预赛第4名的身份进入决赛的。即使是最后第二枪结束后，邱峻也并非名列第二，他还落后第二名0.1环。但他并未放弃，最后一枪打出了10环，反超第二名0.1环。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当埃蒙斯失误时他才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获得了冠军。其实，邱峻的坚持又何止在赛场上。15岁开始学习射击，曾经练的是气步枪，2001年德国世界杯获得冠军后便与奖牌无缘。2005改练步枪三姿，2007年获射击世界杯泰国站亚军，从而挺进北京奥运会。18年的坚持才有了今天的爆发。
同样可歌可泣的还有女子四人双桨的四位姑娘们，枪响后姑娘们的赛艇就落在的后面。但她们不气馁，坚持按自己既定的桨速划行。1000米时赶上了德国队，在1500米仍然落后领先的英国队1秒47的情况下奋起直追，终于于离终点还有100米处赶上了英国队，第一个冲过终点，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第一枚赛艇金牌，再一次证明了“坚持才能胜利”的道理。
这一幕还出现在15日的柔道赛场上，女子柔道+78公斤级的比赛中，最后18秒选手佟文还以1：10落后于日本选手，佟文不放弃再坚持，凭借一本的优势绝杀对手，夺得了宝贵的金牌。如果没有最后时刻的坚持，这块金牌将落入他人之手。还有坚持作战的老将张宁、王楠，（我很佩服，但我也认为无论从她们本身出发还是从培养新人出发，她们确实应该退了）由于她们的坚持，才有了金牌挂身的今天。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应有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
中国女足顺利从小组出线，老帅商瑞华取得了带队4个月来的显赫战果。四分之一赛遭遇的是不久前在越南亚洲杯中被我们打败过的日本队，据说那是支“烂得不能再烂”的队伍。（见赛前某记者的报道）于是在国奥比赛中搞得灰头灰脑的谢亚龙主席决定要留在秦皇岛“督战”，期望可以凭借这块遮羞布擦去脸上的那些灰土。赛前，网上关于“谢主席到女足女足必输”、“谢亚龙是扫帚星”、“谢亚龙害完了男足害女足”的帖子不胜枚举。
果不其然，女足输了，而且输得不堪入目，连球也拿不住，更不要说传球了。而谢亚龙也确实到场了，只是在电视屏幕上未能见到他的影子，不知他是何种的脸面。反正女足也因他的到来终于输了。电视镜头里倒是多次出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身影，不知他对中国足球还会有什么样的希望，还要不要中国申办世界杯了。
说句良心话，女足踢到这个份上，老帅商指导功不可没，没有他女足在奥运会上的表现还不知是什么奶奶样，4 个月的时间战胜了瑞典、阿根廷，战平了加拿大，小组顺利出线，可以说战绩相当不错，但最终还是倒在了四强门前。原因不必再找，只要看看近年来中国女足遭受的折腾，结论早就有了：仅凭英语好就可以当主教练的张海斌，两进又两出被人搞进医院的马良行，莫名其妙调进又匆匆下台的裴恩材，临阵脱逃的多曼，不服水土的伊丽沙白，主帅如此频繁地在不懂足球只懂玩弄政治手腕的人手里如走马灯似的上下进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断地折腾，败相早已显露。老帅所取得的成绩，不过是女足死亡前的回光返照。
呜呼！李大眼已不再谈足球了，我们呢？
体育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样需要智勇双全，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唯有勇，方能从气势上震摄对方，使人不战而栗，从而一举胜之；唯有智，方能化归最少的气力获取最大的效益。
古人云：“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军对垒，取胜者必定是士气高涨者。自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设立女子射箭项目以来，女子个人金牌问题被韩国人垄断，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选手张娟娟愣是虎口拔牙，以一箭的优势从韩国人手里夺得了冠军，而且是一路干掉了三个韩国选手，决赛又一度落后的情况下。胜利的取得除了平日的苦练之外，就是在比赛中的勇冠三军的气势。小将刘子歌、焦刘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面对奥运会冠军等各路好手不胆怯，夺得了200米蝶泳的冠亚军。事后刘子歌说，我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游并不受他人节奏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高人胆大”。
比赛中是否有勇气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击剑比赛，仲满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第二局一开局中就趁对方立足未稳之际展开猛攻，以气贯长虹之势一举夺得冠军，靠的就是勇猛；而女子佩剑之所以在领先对方10剑的情况下以一剑之差失去了已经到手的金牌，就是因为在关键的时刻没有了舍我其谁的勇气，光包盈盈一人就接连两轮丢了12剑。同样是羽毛球比赛，看林丹的比赛总感到有一种逼人的气势，看鲍春来的比赛总会把心提到嗓子眼，于是一个顺利地拿下了比赛，一个却饮恨于李炫一的拍下。同样是男排，前两局嬴在气势上，后两局又输在气势上，决胜局又是靠气势嬴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然勇绝不是“有勇无谋”之“勇”，智勇双全才能百战不殆。比赛中我们也常看到能力无比的运动员，但比赛的结果并非属于他，就因为其光有蛮力而无智谋。女排比赛中我们常为王一梅的大力扣杀所叹服，但更她无谓的失误而可惜。王一梅的大力扣杀是她勇之体现，因而常能在“乱军众中取上将首节”，取得不错的战绩。但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她勇而无果的情况：拼命往对方早已作好的拦网口上打，被人拼死在自己的半场；死命用力扣杀却扣出了界外；大力发球，不是落网就是出界。而当年的主攻手张蓉芳，身体条件远不如王一梅，身高才一米七几，但就是因为善于用脑，或直线或斜线，或重扣或轻打，或打手出界或迫使对方卧果，为中国女排实现五连冠立下了赫赫战功。
决定战场胜负的因素很多，但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铁人王进喜曾有一句名言：“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说的是人是需要压力的，有了压力才可能成就事业。此话讲得很有道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必定是没有压力的人，没有压力的人定然不会有显赫的成绩。说到赛场上，面对重大赛事，只要想到赛场上取得优异的成绩，运动员们必定会给自己施加一定的压力，他们也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只有处理好了这些压力，才能在比赛中发挥自己的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
刘翔在今年大阪国际田径大奖赛决赛中被排在了被人们一致认为不可能创造成绩的第9道，但他却顶着压力夺取了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冠军朱启南在本次奥运会的比赛中卫冕失利，他在赛后谈到失利的原因时讲到：决赛时怎么也紧张不起来。由于不紧张就缺少必要的感觉，缺少感觉就没有的理想的成绩。而紧张往往是由压力促成的。男子举重62公斤冠军张湘祥在抓举第二把时失利了，在后台准备举第三把时，“教练(陈文斌)突然在我脑门上拍了一把，不是很用力，我听见他说：‘你是最棒的，没有问题。’口气很坚定，我感觉自己被激怒了”。正是这这一拍、这一句话，将张湘祥的压力释放了出来，“自己被激怒了”，于是一下举起了143公斤，为最终夺得冠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事后张湘祥说：“我是特别容易被激怒的人，所以教练就拍打我的脸，这样可以让我更加兴奋，精神更加集中。”由此可见，适当的压力，适当的刺激，可以转化为必要的动力，从而促成胜利的到来。
但一切都是辩证的。儒家讲究中庸之道，过犹不及，说的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度。过度的压力不但不能转化为动力，而且还会把人压垮。雅典奥运会冠军杜丽卫冕第一金失败正是因为无法承受“北京奥运第一金”、“卫冕冠军”、“家门口作战”等待压力；同样是卫冕冠军羽毛球女子双打杨维、张洁雯，面对“最不能失去的冠军”的压力，首轮便败在了一对日本选手的拍下。甚至还有运动员在压力下紧张得搞错了比赛时间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正如井没压力不出油，但压力过大会井喷一样，面对重大压力必需学会减压，外人也不可无谓地去增加运动员的压力，给运动员的比赛造成不必要的负担。这两天看网上关于刘翔的评论，看到大量鼓励的帖子，说刘翔即使本次奥运会失败了，也是中国的英雄，感到十分的欣慰，说明了国人的成熟。但我也看到了一些谩骂的帖子，不知是何意。难道你就不希望刘翔成功？难道你不是中国人？
最不可取的是地域观念。有些人因为某种世俗的观念，对某某地域的人有某种偏见，于是就对某地出来的运动员进行毫无的根据的攻击，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从而达到给该运动员造成无限的压力、饮恨赛场的目的。北京奥运会正以博大的胸怀来自五洲四海的朋友，体现着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精神，我们又何必在自己国内搞什么地域偏见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方水土都会出英雄，而每一方水土出的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让我们共同努力，既给我们的英雄以适当的压力，又要人为地去设置不必要的压力，使我们的奥运健儿能更多地为国争光。
中国男足又输了，这回输的是国奥队。球输了，输了个0：2，输给的是事先认为是“有得一拼”的比利时队；人输了，让裁判出了两张红牌，十分丑陋地罚出了场，其中有我们的“核心”郑智。是比赛总有输赢，失败乃是兵家常事。问题是出征前总是唱高调，却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让人思考一下问题出在哪儿，输总要输个明白。问题在于往往地球人都看得很明白的问题，到了我们亲爱的足协领导那儿，到了我们尊敬的总局领导那儿就不清楚了。
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告诉过我们，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做任何事情都应遵循这一规律而不是相反。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们一定都是坚定的唯物论者，也一定是毛主义的信奉者，也一定知道搞足球就应按照足球的规律来办事。与欧美足球强国相比，我们的足球基础是很差的，要想赶上足球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靠一朝一夕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同时要直面自己的落后，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拜他们为老师，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然而我们搞的是政治足球、行政足球。一任领导上台就有一番豪言壮语，把话往死里说，往绝处说，牛吹得越大越好。把搞出足球成绩作为自己任内最大的资本，以便加官晋级。这样先折腾男足，再折腾女足，现在又把国奥折腾一番。似乎有一种不把足球折腾死了不甘心的劲头。我们的谢领导主抓足球期间，男女足教练就换了不下10个，最后仍然是一地鸡毛，不但输了球，而且还输了人。不知他如今是如何去向上级谈政治，向人民谈政绩！球迷们在球场上高呼“谢亚在下课”，估计谢某奥运会后也该下台了，但这又有什么用呢？王俊生下台了，来了阎世铎；阎世铎下台了，来了谢亚龙。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没有。谢亚龙下课，还会来王亚龙、张亚龙，但如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仍然搞政治足球，政绩足球，中国的足球还是失败一个。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用人的一条起码的准则。但这一准则在政治足球、行政足球的统治下完全遭践踏了。当年的神奇教练米卢用他“快乐足球”的理念首次将中国足球带进了世界杯的殿堂，但最终也因为他的“快乐”，世界杯后便被逐出了中国足坛。四年前带领中国青年队在世青赛上打得酣畅淋漓的克劳琛，也因不那么听话，坚守自己的那套东西，也被稀理糊涂地打入了冷宫。更为奇怪的是杜伊，先是在万般挑选情况下以“价廉物美”的理由选作国奥队的主教练，后又以引诱带强迫的手段让他当了国足、国奥的“总教练”，世界杯预选赛失利后，又让他当了替罪羊，最后又将他架空了事，用尽了政客的手段。奥运会比赛转播镜头每每出现老头的身影时，我常感到无比的悲哀。有报导说，中比比赛结束后，杜伊在场边呆立了有15分钟之长的时间。我不知道老头的心中是何种滋味。
米卢首次将中国足球带进了世界杯，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但许多人不是这样认为的，更多的舆论是龙哥的上帝之手“抽”进去的。于是我们就更相信“上帝之手”，而不相信规律。本次奥运会在家门口打，完全可以利用东道主的便利再次“抽”进八强，甚至四强。于是“最弱”的新西兰“抽”进来了，欧洲“最弱”的比利时“抽”进来了。洪都位丝虽然没有“抽”进，来了巴西也不错，反正到时他们已经出线了，不会难为我们的。算盘是如此的“如意”！但真正打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如意”：产新闻片 战与大多数业余球员组成的“最弱”新西兰，由职业球员组成的国奥被打了个十分难堪的1：1，嬴下新西兰的如意算盘首先落空；二战“有得一打”的临时组合的比利时，组织了近四年、备战了近两年、先后抽调了几十个球员的国奥队更是被灌了个2：0，还有两人被红牌罚下。真是输球又输人！这就是规律对不按规律办事人的惩罚。
说到红牌问题，我们老是说裁判不公，说比利时的好几次犯规裁判都没吹，尤其是在对方禁区内的两次犯规，如果吹了哪怕一次，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裁判是有问题，但面对裁判的问题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呢？难道就是两张红牌? 裁判的问题由来已久，我们的联赛不常因为裁判问题而高呼“黑哨”吗？喊了那么多年问题解决了吗？喊的结果是球员养成了“讨”牌吃了习惯！队中大佬郑智、李伟锋每每遇到大赛就有红牌入帐。我们的阎王、龙王之辈常作战前动员，要拿出拼命的精神，要见意志，殊不知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精神”“意志”就成了红黄牌满天飞的象征。规律常常在以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们：违背规律是要遭惩罚的！
中国足球违背规律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诸如联赛为大赛让路，南北分区，长期集训，队委会制度，领队超越主教练，外行领导内行，等等，不尽枚举。中国足球要想真正振兴，必须回到按规律办事上来，否则换100个、1000个谢亚龙也没用。
08北京奥运会将于今天夜里隆重举行，作为东道主，我们的热情是无以伦比的，整个中国沉浸在欢乐之中。“有朋之远方来，不亦乐乎？”热情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把奥运看得如此慎重，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历来做事是认真的，除非不做，做就要做得最好。但事情总要有个度，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过犹不及”，流传几千年的儒家的中庸之道，讲究的就是一个“度”。奥运会是全世界人民抛弃战争、抛弃偏见欢聚一堂的盛会，与政治无关！世界上的一些人企图利用中国办奥运的机会，以所谓的“人权”问题大肆攻击中国；“藏独”分子、“东突”分子利用奥运大搞破坏。最终均因世界舆论之容而宣告失败。体育本来就是一场娱乐，何必把它搞得这么沉重！
但既然是比赛，就会有输赢；既然有输赢，自然涉及脸面。这样一来，要不沉重也难。为了这一届奥运，运动员们付出的汗水自然不必多言，官员们的紧张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就说足球吧，因为是“天下第一运动”，多少人为能获得冠军而一掷千金，毫不吝惜。我等自然没有如此多的银子，但热情仍然不比挥洒者差。每到有足球比赛，尤其是有自己国家的球队的比赛时，早早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坐在电视机前，手里把着遥控器，生怕别人抢去，开到别的什么频道，耽误了自己的观看。
这次自然也是如此。前天看女足，看得心惊肉跳，总算嬴了；昨天看男足，看得冷汗直流，好不容易平了。看时还有种种表现：有时惊呼，有时叹惜，有时不会开口痛斥，难怪老婆要说“里面有你娘舅呀”。明知男足是那么的不争气，明知看了女足再看男足定会被老婆奚落“你们男人有什么用”，但就是“恶习”不改。说到底，还是把足球当作了娱乐之外的另一种东西。常在网上看球迷们的评论帖子，北京的骂上海的，大连的骂山东的，广东的骂辽宁的，完全不把足球当娱乐，变成了地域之间发泄的场所。就说这次奥运男足未能嬴下据说是小组内“最差”的球队，就因为执行主教练是山东人，就因为首发队员中山东球员多了些，就因为这些山东球员发挥不如人意，所以山东人自然就成了攻击的对象。进扩大到诸如我老婆这样的，所有男人都遭到了攻击：谁叫女足嬴了而男足没嬴呢？
其实岂止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呢？那些官员们更是不把体育当娱乐的。网上就有许多关于某某国家将奖励冠军运动员多少多少银子的报道，据说中国运动员如果得到奥运冠军就有100万人民币的奖励。当然这奖牌背后还事关官员们的升迁大事。网上说主管足球的足协主职副主席谢亚龙奥运会后就可能离职，而要忙着与前任竞争从前前任手中去争夺“中体”公司的领导职务。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难怪我们的谢主席自打上台以来，前前后后换了10 位男足女足的主教练。（本人没有去统计过，这都是网上说的）也正因为如此，据说谢主席一开始是将宝押在国奥队则要牺牲国家队的；由于国人呼声高，总局有指示，才有了强拉国奥主教练杜依去当国家队的总教练，才有了国家队梦断天津，折戟而归，才有了谢主席杯酒释军权、杜依有主教练名头无主教练实权的怪事。
据说，奥运男足抽签后对小组对手的策略是：坚决拿下组内最“弱”的新西兰，争取拿下组内欧洲最“弱”的比利时，6分在手，出线就没问题了；即使与比利时战平了，最后与巴西交战时，巴西已经拿到了出线的足够分数，巴西看在东道主的面上，是不会为难中国队的，出线也没问题。但计划常常没有变化快：巴西首战比利时并不像某些人“预料”的那样顺利，比利时也决不是某些人想的那样欧洲最“弱”。如果不是比利时人得了两张红牌，被罚下两人，我实在看不出巴西人可以从比利时身上顺利拿到3分。我斗胆设想，观看比赛的谢主席一定的紧张得想哭的：先是为巴西的“缺少斗志”而哭，为何不为我们去嬴3分呀？再是为裁判给了比利时两张红牌而欣喜得流泪，这不是给巴西，不！是给我们机会呀！最后为巴西终于进球终于如愿喜极而哭。出线似乎就在眼前，但老天就是不愿了却我们谢主席的心愿：面对小组最“弱”的新西兰，我们的男足队员就是进不了球，锋线了得的韩鹏在如林在新西兰队员面前虽顶得到球，却进不了球，连门栏都不帮忙；据说在英超都十分英勇的郑智也进不了球，全场看不到他起几次有效的进攻；还有那个神奇小子蒿俊闵，左冲右突倒也起劲，但就是突不进别人的防区；再有就是铁腰周海斌、“世界最好的后卫”李伟锋，硬是让新西兰人从他们的防区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打进了一球。倒是那个不被看重的董方卓，在最后时刻给了谢主席一个颜面，顶进了扳回比分的一球。
其实，和做任何事情一样，足球也有它自身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我们常常用行政的手段来搞足球，喜欢用长官意志来左右我们的足球成绩，喜欢用行政命令来决定足球的训练。有人长于辞令，每每于重大比赛前来个激情动员；有人学了点诗词，常常在训练中吟诵几句。结果呢，辞令与诗词无法与足球结交，生出的只能是歪瓜烂桃，职业化十多年来新中国的足球竟然还不如职业化之前！这一血的教训难道不应引起决策者的深思吗？有人也许又要搬出黄色人种不适合搞足球的论调，我们尚且不说我们的邻国日韩的成功经验，就来看看本国其他项目的情况：当初中国田径成绩不佳，也有人说我们的人种不行，但孙海平硬是靠科学的训练方法造就了刘翔这个飞人，打破了这一荒谬的论调！再看我们职业化以后的足协领导，除最初的王俊生，有哪个是搞足球的出生，让一个外行来领导，结果可想而知！
搞专业的人要专心于专业而不要专心于搞人，搞专业的人要按该专业自身的规律去办事，而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指挥，更不可用短期的行政行为去搞需要用长期人努力才能成功的事，搞足球如此，搞教育如此，搞一切事情都是如此！
唐代大文豪韩愈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认为老师与学生之间是传授与接受、解惑与获解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说法则更为直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如同父子。但我的学生却不这样看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次因重返黑土地，得以在齐齐哈尔与分别了二十七年的学生见了面。聚会席上，由申同学讲了如下的话：“那时我们感觉林老师和我们之间不像是师生关系，倒像是个哥们。”这席话一下子把我拉回了二十多年前。
接他们这个班已经是我从师范毕业后第四个班了。1976年8月8日我从齐齐哈尔师范学校毕业，来到了齐齐哈尔车辆厂二中，当年就接了第一个班级。期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教育更是重中之重。在学校的重视下，开了好几节公开课、观摹课、研究课，使我这个半路出家、只在文革的特殊时期读了两年师范的老师初步找到了教学的大门。教到初二，因车辆厂教育调整，优秀学生都集中到一中去了，我留在二中接了乘下的学生，接了一个初三班级。期中后，通过考试，又重新组班，于是我又接了第三个班级。刚送走这个初三班级，厂内教育系统又再次调整：高中都集中到一中，一中原有的初中重点班一分为二，我们二中和三中各分到两个班级。学校就把其中的一个班级交给了我，也即由申他们这个班。
那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行各业已经开始走上正轨，教育正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景象，高考已经恢复几年，学校的多项工作正在向理想的方面发展，但远没有现在这般功利。接班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家访。也许科技发展了，现在的许多老师都不愿去家访。其实，家访是开展教育的极好的形式，我在家访中了解了学生的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与家长建立了真正的友谊，为进一步的开展教育工作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我一直认为，教育中智力因素固然重要，但起决定因素作用的还是非智力因素。因此，我利用自己是班主任的条件，组织学生参加文艺体育活动。记得那时刚刚进入八十年代，一首《年青的朋友来相会》正唱响大江南北。我就利用周会课时间教同学们唱这首歌：“年青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晚风轻轻吹……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会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多明媚……”唱得大家热血沸腾，豪情万丈，激发出了多少学习的热情。每到运动会，我就带领学生们积极锻练，每次比赛，成绩总是占年级前茅。我还要求学生天天要练钢笔字，字是人的脸，必须洗干净了出门。为了鼓励他们，我们常将学生的作品展览出来，评上一些小小的奖。记得那时狄欣的字总是最好的，常常受到表扬和同学们的仰慕。我还利用星期天组织大家出去游玩，那次去龙沙公园，我还用我的“三脚猫”技术给学生们照了相，留下了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光。
但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的，如果成绩不好，是难以得到别人认可的。我的方法是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加强备课，注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抓好课堂教学效果。为此我开过许多分开课，参加工厂教育系统内的教学比赛，以提高自己的能力。课堂上我充分利用自己具有的一点美术基础，让抽象的文字变得形象化；虽然作为一个南方人普通话并不好，我也坚持尽可能地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引导学生体味文字之美；坚持作文教学的改革探索，让学生变对写作的恐惧而为喜爱……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班级在历次的考试中总能排在第一，不仅得到了学校的认同，更得到了家长学生的认同。（1983年我回到南方，学生们来信告诉我，这批学生在后来的高考中，考上本科人数是当初四个重点班中最多的）
二十五前，我因两地生活而调回南方了，记得那天“机灵鬼”孟艳春是从课堂上跑出来送我的。回到南方，他们也不断来信告诉他们的学生生活情况，孟艳春告诉我大学毕业后分在齐齐哈尔市环保局了，王辉则告诉我高中毕业后没能继续深造，分在车辆厂了。“假小子”牟德君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学校要在秦皇岛建分校，她的男朋友决定去分校，她来信问我怎么办。我给她作了多方的分析，认为应该随男朋友南下。她听从了我的意见，现在是燕山大学（东重分校后改名燕山大学）的副教授，博士生。“淘气鬼”程文华考上上海交大后给我寄来了明信片……他们真的把我当成了“哥们”。
由于事务繁多，他们也络续成了家，我们渐渐断了信息。我也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回过一次齐齐哈尔，去见过当年的同事，但却未能与学生们联系上，本以为师生就此别过了。不料三年前的一天我正在市里参加市教研室的会议，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打开一看，竟然是牟德君的。原来她在网上查到了我们学校的网页，查到了我的“暮耕集”博客，通过学校知道了我的手机号。这真是欣喜万分的事。于是就有了孟艳春的消息，有了这一次的聚会。
徐佳颖来了，他是当年的班长，现在是铸铁公司的经理了，还是这样的能干；张志华来了，还是这般稳重，他现在负责国税局一个区的工作，责任重大；那个称我为“哥们”的由申则是区地税局的负责人；李铁柱正如他的名字，在市检察院工作，听说他自学考了律师证，手下有好几个律师事务所；程文华带着夫人女儿从上海赶了过来，他也好多年未回齐市了，还是那样黑高黑高的，只是人胖了一点；还是略带点腼腆的张立军从哈尔滨赶来的，他现在在哈尔滨二院干部病房做主持大夫；漂亮的刘丽萍在市教学研究院当化学研究员，当然还有如我一般当老师的，也有自食其力当个体工商户的……他们中有的孩子已经念大学了，有的孩子刚完中考，最小的如程文华的孩子也读小学了，都已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回忆当年的学生生活，大家都感慨万分，还是孟艳春总结得好：那时才叫素质教育呢。那时商老师（我的前任）虽然对我们很凶，但他逼我们出去跑步，不是为了我们好吗？这是经过了生活洗礼的人才会有的真切体会！张立军则回忆起了当年我们唱《年青的朋友来相会》的情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是啊，二十年后，我们再次相会了，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明媚！虽然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下了抹不去的皱纹，但更抹不去的是我们心头留下了哥们情。
这两天为迎接北京奥运会，小区里悬挂了许多条标语以营造奥运气氛。其中一条是“ＸＸ是我家，卫生靠大家”。有关这类表达的错误，《咬文嚼字》等杂志早已指出，但街头小巷仍然可以见到这样的标语。见到这条标语，我不禁想到刚到农场时的一点往事。
作为南方人，不仅是“黄王不分、孙沈不分、吴胡不分”，其实对“咱、我”的作用也是分辨不清的。记得那时与北方知青交谈，说到自己的母亲，本想套近乎，就说“咱妈”。人家就来一句：“谁和你是‘咱妈”呀？”这话如果和男知青说，顶多是个口误；如果和女知青说，那问题就是大大的了。原来，在普通话体系中“咱”和“我”的分工是十分清楚的：“咱”既指说话者本身，也包括听话人；“我”则只指说话人本身。你与人说话称“咱”“咱”的，就是把听话人也包含进去了。对着女的说“咱妈”，那就说明你们两人之间不是亲兄妹便是夫妻关系了，这不就会闹出笑话来了吗？所以这两个字是不能随便乱用的。
那么，作为第一人称的“我”有没有在表达时也包含对方呢？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必须是用作复数时，比如“我们”。作为老师，我常常要对学生讲话。为了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我在对学生提要求时，常常弃用“你们”而改用“我们”。说“你们”就单指学生，而说“我们”则把我自己也包含在里面，学生听了就不反感，是让我们师生一起共同努力来做好某件事情。
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再来看那条标语。“ＸＸ是我家，卫生靠大家”，“我家”除“我”之外与别人就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个家里的卫生问题就应该由这个家的主人——“我”来负责，而不应涉及“大家”。明明是“我”的家，卫生却要靠“大家”，岂不是太无理了吗？因此，这样的表述实在说不过去。其实这条标语并不难改，只要把“我”改为“咱”就可以了：既然是“咱”的家，当然“大家”就理所当然地都应关心它的卫生问题了。这样简单的问题已经提出过好多年了，至今未见有人改正，看来做点好事是多么的难。说到底还是缺少责任心的原因，尤其是相关的职能部门。
－－重返黑土地系列六
三十多年来梦牵魂绕的是黑土地上那山、那水、那人、那事。这次重回黑土地，除了可看看连队的面貌，会会几十年未谋面的知青战友，更想见见在最困难时期给过我无数帮助的老领导、老职工。可惜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孙元法，是我刚到连队时的第一任连长，是他让我担任了连队的通讯员，是他告诫我要不怕困难，敢于面对挫折；王连发，是我的第二任连长，是他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如何当好统计员，如何安排各排的活计；丛守业，机务连长，我当统计员时很长时间是随他工作的，春天耙地播种，夏天除草保墒，秋天收割豆麦，许多本领都是教会我的；姜永德，我的老排长，我的田间劳动的能力是他给予我的，记得当年我不会铲地，常当全连“打狼的”，是他鼓励我成了全年领头的。但是，他们却都因多年劳累早早地离我们而却了，没能看到我们团聚的这一天。还有许多老职工，因为各种原因，我也没能见到他们，真真十分的遗憾。
在这众多的老职工中，有两位老人是我一定要见到的，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如何做人的道理，懂得了什么叫“正直”，什么叫“有责任心”。他们就是连里卫生所的刘大夫和小学校的张老师夫妇。
我和他们的接触是从刘大夫开始的。到农场后不久，我就患了感冒，一个人躺在机务排的大宿舍里，脑袋昏沉沉的。昏睡中有人轻轻地摸着我发烫的额头，睁开眼来，看到的是一个慈祥的面孔。他给我量了体温，打了针，还给我配了药，细心地告诉我要按时服药，并说有事可以再找他。到了中午，他特地让食堂做了我们南方人爱吃的大米粥给我送来。在远离家乡的东北边陲，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慈父般的温暖。后来我到了连部，连部办公室与卫生所紧挨着，我更进一步感受到了刘大夫对病人的热情，对大夫工作充满着强烈的责任心。他常常不顾自己一天的劳累，哪怕是半夜三更，只要有人生病，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奔向病人，即使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也是如此。刘大夫为人正直，那时连队的小学校缺老师，曾动议让我去，但终因我父亲的问题而没能成行。刘大夫听说后，愤愤地说：“这样有才的人怎么不行他去当老师呢？”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远离家乡又苦受父亲问题牵连戴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帽子的人，怎能不为如此关切的话报感动呢？刘大夫的正直在那样的情境下显得是那么地可贵！
我于是知道了小学校，知道了小学校的校长就是刘大夫的妻子张老师。我也听说了张老师也是一个正直、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人。小学校教师并不算多，但都有一些背景，有些人还很有个性，也不时对张老师出些难题。但张老师从不在人前人后话人坏话，努力协调其中的关系，认真提胁年青老师，使小学校的教学质量年年有所提高，每年考试在同类学校中总是名列前茅。
我与刘大夫一家的交往还在于他们的大儿子刘立阳。刘立阳那时已是大田排的排长，我那时已经开始做统计员。每到铲地和收割时节，便是我和他们打交道最多的时候，我们总能配合得十分默契。后来他与天津知青赵淑珍了婚，结婚时我去为他们照了相。那年回上海，我拿了胶卷去照相馆冲印。不料我将发票弄丢了，只好向照相馆说明情况。照相馆找到了冲好的胶卷，竟然说我就是胶卷中的主人公，说得真真不好意思，但也说明我真的与他们一家人十分有缘。刘立阳现在和赵淑珍一起在天津，和老人一起居住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宁宁。
这次回到团部，便听说刘大夫搬到团部居住了，还说刘大夫患肾衰极，身体很不好，便急着要去去看看。第二天一早，我就和刘大夫当年的徒弟哈尔滨知青程少武来到刘大夫家。一见是我们俩刘大夫和张老师十分的高兴，又是倒茶水，又是拿糖果，就像是见到了自己多年不见的孩子。我们也同儿子一般详细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仔细询问了刘大夫的病情。刘大夫拿出他最近的病情检查报告，看到上面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因为当天还有活动，我们只好告辞。临走时我们拿了一些钱作为儿子对父母的一点孝心，刘大夫夫妇坚决推辞，最后在我们“儿子尽孝”的理由下，他们才勉强收下。
程少武是我当统计后调到卫生所当卫生员的，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当卫生员也十分一顺利，几次调进又几次调出。是刘大夫的坚持，才使他得以在卫生所工作，但深造的机会却一次次地失去了。我们在与刘大夫交谈中，哈尔滨知青郝国利的电话来了。郝国利是张老师的得意徒弟，当时她在小学校中年龄最小，却教学成绩最好，因而常受到他人的打击。关键时刻是张老师支持了她，使她没有因此而倒下。这次她因为家中有事耽误，将与今天到达，并要来看看两位老人，因此事先来电话问候。
这一天的行程是到连队，中午在连队水库吃饭。这时手机响起，原来是宁宁来的电话，说刘大夫让我们晚上去吃饭。为了扫老人的心，也为了能再见到两位老人，我们就答应了。下午我们在团部拍集体照，张老师的电话又追来了，让我们千万要去，并让我叫上少武、小郝，还有天津知青夏静华。（小夏是赵淑珍的同学，在天津也去看过刘立阳他们，昨天先于我们去看了老人）拍照一完，我们四人就向刘大夫家走去。还没到他家楼前，宁宁媳妇就在楼上看到我们，说他们马上下来，让我们不用上楼了。他们对我们的关心可见一斑。
吃饭时，我们再次叙谈起当年的情景，向两位老人敬了酒，表达了我们对他们的景仰，并祝他们身体健康，邀请他们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到我们那时去走走，让我们尽尽孝心。老人欣然答应了。吃饭的时间并不长，却充满了家庭般的温馨。
在黑土地短暂的两天于与两位老人的相聚中匆匆过去了，并在我的心中却留下了永久永久的烙印，我草就了两还能称为“绝句”的诗，来表达我此行的心情。就将此作为本“重返黑土地”系列的结束语：
其一
梦牵魂绕老莱河，四十冬秋思几何；
今日重临黑土地，一生无憾唱春歌。
其二
汩汩老莱河水流，悠悠岁月几曾休；
但看麦菽千重浪，何日苍生喜春秋！
－－重返黑土地系列五
八连水库从来也没有过今天这般的狂欢：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那边还有几位在逗小鸭玩，别有一些则在水库边的草甸上照相……人们全然没有了往常“爷爷奶奶”的矜持。
记得水库蓄水处原本是老莱河水流淌的地方。老莱河说是条河，其实只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或者说是水泡子，周围遍布着塔头墩。可是你可不能小看它，一旦它发了怒，河面就一下子变成好几丈宽，水势也就十分的凶猛。有一年夏季，老莱河发大水，有一个知青从师部回团里，被大水冲下了道路，再也找不到身影。大水退后人们在小桥下找到了他，只见他就在桥墩旁。要是平时的话，这点水根本就形成不了危险，但他就这样永远留存了老莱河里。即使不发大水，老莱河也暗藏着危险，那些大大小小的塔头墩下就可能是致人死地的沼泽地。上海知青谈菊芳指着眼前的水面对我说，她那时每天赶着羊群从道路那边过老莱河，随后又从道路这边再过老莱河，真不知每天要遇到多少次的危险，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当初竟然一点都没有恐惧感。她拉着我们在水库边留了她几个影，是要留下当年那段不可复制的回忆吧。
我们在水库边摆下了桌子，几十号人面对清粼粼的水库开怀畅饮。吃的都是鱼，都是从水库中打上来的新鲜的鱼：白鲤、鲫瓜子，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的鱼，整一个鱼宴！还有黄得耀人眼的在城里根本见不到的炒鸡蛋。面对这完全绿色的佳肴，因血压高而断了白酒的我也破例喝上了“北大荒”酒。
那边“李玉和”和“李铁梅”又唱起了他们的拿手段子，这边十多个五六十岁的爷爷奶奶们跳起了欢快的集体舞，玩起了儿时曾经玩过的游戏，一切都似乎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岁月。林康强正在那里摆弄他的相机，他是华侨子弟，如今在香港开公司，前些天在北京办事，昨天开着汽车一路赶来，参加这千载难逢的聚会；郝国利在与张力一起逗小鸭子玩，她因看护年迈的父亲，今天一早才从哈尔滨赶来的，脸上还带着疲劳；钟文玉挥动着树枝，完全是一种童心不泯的欢乐；老桂和几个上海知青忙着在水库边照相，留下青春犹在的倩影；刚唱完歌的陈雪婷则拿起小鱼儿逗起了火鸡。我赶快使出照相机，将这一幕幕动人的影像化为永久的记念。
说起水库，还有许多酸酸辣辣的故事。修水库一般都是在冬天。一则冬天地里没有什么活可干了，时间上排得开；二则在老莱河里施工，只有等土地冻得如石头一般，人工都有可能进去。因此，冬天修水库符合“天时地利”的需要，但对于人来说可是遭罪的事了。土冻得比石头还硬，一镐刨下去这留下一个白色的点儿，半天也刨不下几块冻土，虎口还震得贼疼。慢慢的，我们就找到了窍门：先从纵面敲出几个点，然后从横截面刨去，不一会儿就刨下一大块来，进度很快就上来了。经过一冬的努力，水库大坝的地基就成了形。
这水库不仅渗透着知青的汗水和鲜血，而且还有知青为它献出了生命。那年夏天，水库已经开始蓄水。中午，两位知青勘测回来。记得那天天气很热，食堂里改善伙食，有肉包子吃。两人一合计，先去水库洗个澡，洗完正好能赶上吃饭。没想到东北的水库即使是夏天，表面水是热的，底下却是冰凉冰凉的。加上两人水性又并不好，其中一个便支持不住了。等到另一个推来了小船，那一个已经不见踪影……后来团里组织了许多游泳好手经过几天拉网式的搜救，才在一个泥坑里把他找到。那天从水里把他拉出来时，我也到大坝上去了，他那成蛙形的身体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肯离去。
兄弟啊，今天我们来了，这欢乐的人群中本应也有你的身影的啊！你的他国还好吗？请接受我－－一个知青战友迟到的问候吧。
下午，我们要返回团部了。望着那浩瀚的水面，默默地祈祷：老莱河水，愿你将我们知青现时的欢乐带给还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吧，让他们也像我们这样，永远快乐！
－－重返黑土地系列四
这次重返黑土地，除了想见见三十多年未曾谋面的战友、老职工，还想寻找一下曾经居住过的宿舍，曾经帮过厨的食堂，亲自建起的砖厂，亲手打下的井，还有那曾经记下我的手书的小学校。
1日上午，大巴从团部到三连的大道上拐下，远远的就看见我梦牵魂绕的故土了。这条道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当年我曾与六连的通讯员赛过马，也曾被马从马背上摔下来；我也曾多次步行从团部走回连队。记得那次送哈市知青王淑玉回家，刚把她送上火车，老天就开始掉眼泪，随后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冒着大雨我走了四十里路，回到连队时，整一个落汤鸡，却没有生病，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
下了车，我们来到麦场上。这个麦场已不是原来的麦场了，原先的麦场成了连队机务停靠场；停靠场里停靠的也不是原先笨重的苏式“康拜因”和链轨式拖拉机，而是墨绿色的灵巧高效的联合收割机。我们在这里照了相，感慨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但我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我的心早已飞向记忆中的食堂、宿舍、学校，还有那我曾用步子丈量的黑土地。
我首先找当年刚到连队时居住的大宿舍，记得那时我们几个同学是和机务排的师傅们住在一个大炕上的。有一次我生病了，食堂的师傅还专门为我做了稀粥送到我的炕头。还记得下乡第三年便是1970年，我在宿舍的黑板上写下了“以战斗的姿态迎接7年代”的大字。但是，这一切均已没有了痕迹。宿舍旁的商店还在，但也已经变成了人家的住宅，而且经过了改造。水房还在，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我们后建的两栋宿舍呢？记得那年我们几个上海知青住在新宿舍的西头小屋，由于不会烧炕，屋里温度与屋外相差无几，只好戴着棉帽子睡觉，第二天起来一个个都成了白胡子老头；后来连部又搬到了紧靠食堂的那栋宿舍西头，作为统计员的我，也就搬到那里。灯下夜读，做计划，搞统计，这里留下了我许多的印记。那两栋宿舍还在吗？我站在水房忙向北面望去。北面是有两栋房子，依稀还能辨出当年的模样，但已经破旧不堪，东边的那栋更是脱了形。我的心渐渐苍凉起来，难道这次再也见不到我心中的“古迹”了吧？
不，希望并没有破灭！不是说小学校还在吗？我与小学校差点儿结缘，那时就传说让我去小学校任职，但最终没有成行，说是我父亲在文革中出事了，“黑五类”子女怎可去毒害下一代！但我与小学校终究有缘。那年小学校重建，瓦工师傅要在学校的门楼上留下表现那时特点的标语：“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于是让我写字，由他们再拓到门柱上。这可是十分光荣的事，我欣然答应了，认认真真地用新魏体写下了上面的十个大字，并由师傅们拓上了墙。如果小学校还在，那么这十个字一定还在；如果真的还在，那我便不枉此次之行了。在冯家老三的带领下，我匆匆地奔向小学校。冯家老三是小学校建筑现在的主人，连队以前的的公共建筑现都已卖给了私人做住宅。走进冯三家，首先是一个收拾得并不整洁的小院，两只火鸡跑出来迎接我们，看来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我的情趣并不在这里在，和我同样心理的是曾任学校校长的天津知青李博文。穿过前院，在院子的最后处我们终于看到了曾经的小学校。但一切又是那么的使人失望：没了门前的篮球场，没了曾经的门庭，当然也就没有了拓在门柱上的字，只有房屋西头那残留的黄色有墙皮告诉我们，这里确实是曾经的小学校。博文还在招集曾经在小学校任教的上海知青老桂、谈菊芳留影，我则讪讪地走出了院门。
正当我无精打采之时，有人告诉我砖厂的房子还在，那可是我和排的战友们一筐土、一锹泥，一块砖、一张瓦，流血流汗，亲手盖起来的呀！许多人嫌远，不肯走了，我却是不屈不挠地走着：怎么也不能让这次的黑土地之行留下遗憾！小心地走过还是那般泥泞的小道，（记得那时去砖厂有一条位于小树林后的大道的，现在却开垦为田地了）穿过弥漫着牛粪气味的家属区，（以前牲畜是集体饲养的，如今由个人承包了，牛就养在家属区内）这一路还看见了正在和泥上墙的老乡，（现在土坯屋已经不见了，不知他为何还要这样做）。走啊，走啊，终于在连队的最东边看到了一座建筑，矮矮的、破破的、歪歪的、灰灰的，全然没有我记忆中高大的、厚重的、红色的印象。我的砖厂啊，你竟然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我的眼前，将我一切美好的记忆打个粉碎！
但我还是要感谢，感谢坚守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我们此次重返黑土地之行才不至于落空。临近的七连、五连已经全建制地撤消了，七连、五连的知青面对的只有曾经的记忆！我又去看了看临近的、我曾经用步子丈量过、用汗水浇灌过的土地，并在那里留了影。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我遇到了几位老乡，既有曾经待我们如亲人的兵团老战士，也有近几年参加边疆建设的新人。我感谢他们的坚守，让我们还能有重返的机会，但他们告诉我：“我们也可能坚守不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他们真实的想法，此次来连队，老朋友已经不多见了，待我如父辈兄长的老连长孙元法、王连发、丛守业，老排长姜永德已经去世；条件尚可的，都或离开跃进，或已搬到场部去了。留下来除冯家兄妹还算是殷富外，其余的大多境况不好。
踏着泥泞的路我往回走，突然有人惊呼：“那不是当年麦场旁的厕所吗？”可不是吗？找遍了整个连队，竟然在这里找到了这样一个完整没变的“古迹”！造化真是作弄人！
坐在去水库的大巴上，看着战友们已经饱经风霜的脸，我突然醒悟：何必去苦苦寻觅这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呢？那些“古迹”不就早已铭记在我们的骨髓中，融解在我们的血液里，体现在我们的性格和一言一行之中！
－－重返黑土地系列三
参加完知青纪念碑活动后，我和陈雪婷结伴打算步行返回团部小学校，遇到满惠东想让她和我们一起走，但她走累了，就上车返回。这时迎面来了桂继红，我们邀请她同行，她欣然同意了。于是我们三人一路谈论向小学校走去。许是刚才坐车来的，没有感到有多远的路；也许是现在累了，便觉得返回的路好远的。我突然想起一段往事，便问她们两个：“还记得三十多年前，我们仨半夜从团部步行二十里走回连队的事吗？”“有这事吗？”“有啊，看完《红灯记》后。”“哦，好像有这么回事。”我们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多年的那个夜晚……
那些年各连文艺宣传队时排演样板戏，我们连因为有于凤瀛这个天生的“李玉和”，便赶排了全出《红灯记》。李玉和当然由宣传队长于凤瀛担当，他脸上“一边一块疙瘩肉”，颇有几分浩亮的神韵；桂继红演李奶奶，四方脸的她，很有李奶奶的沉稳；陈雪婷嗓子好，演李铁梅当仁不让；李卫演卖剪子的和游击队长，小九子郭文军演卖木梳的，少武演王连举，独缺演鸠山的。这个角色就由我担当了，鸠山是日本人，我普通话不好，也就能混过去。就这几个人，就那么一点条件，靠大家的齐心合力竟然也把整出《红灯记》排了出来，并且受到了各方的好评，到全团各个连（包括团部和临近的马场独立营）演了个遍。到团宣传队排演《红灯记》时就把于凤瀛抽了去。
那天我正在连部统计麦收情况，接到了于凤瀛从团里打来的电话，说团部今晚放电影《红灯记》，让我通知老桂他们去观摩。我向连里请了假，便和老桂、雪婷匆匆赶到了团部。当晚看完电影已是半夜了，想想二十里地，半夜赶路，心里就有许多的不情愿，于是就决定第二天再走。到了第二天，想就晚上还有电影，就又赖着不肯走了。这样晚上又看了一场。还是同样的理由，我们又没有连夜赶回连队。到第三天晚上我们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了，于是决定连夜赶回！
记得那天月亮并不明亮，但还是能够看清道路。我们仨边走边聊，错以掩饰心中的恐惧。三人中我是惟一的男性，自然要充当“英雄”的角色，因此就走在最靠草甸的一边。也许是心思还在刚看完的电影情节中，也许是这条路白天常走过分熟悉的缘故，不知不觉中我们竟很快就回到了连队，第二天起来给了大家很多的惊喜。
“哦，是这样的！”听了我的叙述，她们两人立刻回忆起了许多细节。是啊，在老莱河畔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我们青春的火花。我的脑际中立刻跳出纪念碑上的碑文：“我们的青春之火曾在这里燃烧。”
－－重返黑土地系列二
11辆大巴浩浩荡荡地穿过跃进水库大坝，在跃进农场（原46团）过屠门而场部大街上停下了，老远就看到欢迎的人群：扭秧歌的、挥旗帜的、欢呼的、更有在我们人群中寻找的。随着人流我向前走着，突然被一个小孩手中举的牌子所吸引：
“爷爷奶奶辛苦了！”
看着这牌子，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虽然也知道自己的年纪在一年年老去，虽然也知道离开农场已经整整三十四年，虽然女儿已经结婚，但重未考虑过哪一天被人称为“爷爷”。四十年了，四十年前刚18岁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却是以一个“爷爷”的身份登临这块曾经流血流汗的黑土地！岁月弄人，岁月不饶人！
四十年从皇城根下、黄浦港畔、海河两岸、松花江嫩江边满怀豪情踏上了这片黑土地，不曾想过有一天会离开这里。春风里播种，满脸裹灰尘；烈日下锄禾，汗滴禾下土；细雨中割麦子，雨透身上衣；冰雪夜抢大豆，裂风割脸颊。面对种种的磨砺，有谁做过逃兵？兵团的磨炼炼就了我们钢铁的筋骨、钢铁的意志，以至于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都取得了可以自豪的成绩。兵团几年的磨砺是我们的不可多得的资本和财富。
今天我们又走上了这一片土地，期待的是这里能旧貌换新颜！期盼的是亲人一般的老职工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声“爷爷奶奶辛苦了”勾起了我心头多少思绪，我在岁月的隧道中寻找往日的印迹。当年我常到的邮局没了，当年我作画的大礼堂没了；飞机形的团部办公楼还在，只是空无一人了，窗户如盲人的眼睛，如此的无神；团部医院还在，重建规定了，只是看不到当年的神韵；场部的水库波光粼粼，煞是壮观，可惜那是我走后建的，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任何的印迹。土坯房是难以见到了，还有几幢六层高的楼房，我尊敬的两位老人在其中的一幢中居住。但除了主干道，大多数路还是泥路。这三十多年中岁月为我的第二故乡又带来了多少的幸福呢？
入夜，我睡在学生们为我们倒出的教室里，读着学生们留给我们的信，在他们“爷爷奶奶辛苦了”的问候声中渐渐睡去，依稀中一个问题跳入了我的脑际：我们辛苦吗？
－－重返黑土地系列一
火车正缓缓地驶入齐齐哈尔车站，我的心却抑制不住地剧烈地跳动：34年了这将会一个怎样的场面呢？分别34年的战友们我还能认得出来吗？
终于，火车停下了，停在这我熟悉又